(3)哈里发的特权包括在聚礼日的诵词中被提及其名，在货币上刻铸其名，举行重大国家典礼时身着先知的斗篷，以及守护先知的遗物等。

二是社会是个人实现自由和维护尊严的最有效形式。这些条款为其他条款定下了基调，该草案中许多具体规定都与沙里亚相关联，并以沙里亚作为指导原则。

从总体上看，这个宪法草案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它突出强调伊斯兰传统，特别重视伊斯兰法，试图在传统宗教和法律的框架内构建现代宪法。或者是基于自然的竞争与博弈，如狮群中的狮王。穆斯林社会究竟应采用何种国家模式，人们提出了不同的主张，其中以下几种主张具有代表性。在这种体制下，行政与司法不分，伊斯兰法作为最高权威，政府的一切活动都应遵循伊斯兰法，哈里发不得专断独裁，必须受伊斯兰法的约束。因为他们不具有神性，只是世人中的一员，更不能以安拉使者的身份发号施令。

然而这种理想的权威模式标准过高，穆罕默德逝世之后，便意味着这种权威的失落，后世大多数的哈里发都不具备穆罕默德那样的品格、才能，更不用说那样独特的神圣地位了。这一时期所以会出现这种趋向主要是因为，大多数伊斯兰教国家相继沦为了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其宪政运动和立宪活动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西方国家直接或间接的操纵。在两种利益对比下，显然是公共利益更值得保护，因而需要对平台企业、供给方的行为进行规制，以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当然，简单的分数或者星级有时并不能精确反映消费者的态度，并且此类数据造假的成本较低，容易出现供给方操纵数据的现象。转引自刘莘、张迎涛：《辅助性原则与中国行政体制改革》，《行政法学研究》2006年第4期，第9页。负外部性一般是指某一市场主体从事的经济活动给他人或社会造成消极的非市场化影响（或者说成本），该成本由他人或社会而非该市场主体承担，[42]例如网约车兴起增加了城市交通的拥堵程度，民宿短租中房客过于吵闹而影响邻居休息等。下文中，笔者将在厘清各法律主体关系的基础上，以利益衡量方式完成分享经济模式的规制责任分配。

[13]而对于如何规制，学者们聚讼纷纭，提出了合作监管+自律监管混合模式、平等+妥当+动态规制、回应性规制、政府+企业模式等。在德国，辅助性原则通过《基本法》展现的具体要求是，经济上的个人责任与协作优先于国家责任，只有当私人经济无能力有序高效完成某一任务时，国家对经济的调控才作为备用力量予以考虑。

[15] 参见高秦伟：《分享经济的创新与政府规制的应对》，《法学家》2017年第4期，第25页。[3]存在逃避现有政府规制的倾向，可能存在安全隐患，如爱彼迎民宿平台中的房东出租房屋，起初不需要营业执照、不缴纳税收、不必受到周期性的卫生和安全监管。例如，长春市规定网约车轴距不小于2650毫米，车辆价税合计14万元以上。[22]实际上，联邦制与单一制两种国家结构形式在理论上虽存在原则性区别，然而，若从国家的地方成员单位立场上看，央地权限在单一制和联邦制国家的区别，并不像往昔那么重要。

1. 政府管平台：由政府制定多层级化规则，平台承担充分的信息披露义务 首先，规制规则由政府制定，但在规则制定过程中必须采取公布征求意见稿、立法协商等形式充分听取公众意见，适当反映平台公司、供给方等利害关系人的正当诉求。前引3，彭岳书，第127-128页等。因此，考虑到以上弊端及我国行政体制与规制环境的特殊性，我们在适用辅助性原则解决分享经济规制的权限分配问题时，需要同时考虑到辅助性原则的积极面向，在肯定各地方政府积极性、主观能动性的同时，允许中央政府介入，强调其统领地位与引导作用。而供给方一般无组织、规模及资源上的优势，不再课以规制责任。

[29] （三）监督地方差异化规制措施的正当性 各地方按照当地实际情况制定差异化规制措施时，需由中央进行监督，以确保规制措施的正当性，即：各地方的具体规制措施不得与中央确立的基本规制精神相抵触。加上最低排量限制导致运营成本增加等因素，网约车新政实施一年间，打车难又卷土重来。

因此，辅助性原则在分享经济规制的适用具备必要性。鉴于分享经济形态的多元化，为针对不同分享经济模式提供类型化、有针对性的规制策略，笔者拟按本文开头的分类方式，将分享经济分为两类，即平台类与直供类分享经济模式分别讨论，以便对症下药。

较为完善的评价机制可以引导和规范司机行为，促使服务质量及消费者福利的提升。但有将近一半的房东没有向当地政府缴纳因出租房屋产生的旅游税。[39]因此，善用以下两种自我规制手段对实现分享经济的良好规制有重要作用。[5]现实困境亦促使各地方政府不得不出台相应的规制措施。最后，规制的原则和规则均需随着国家、社会情势的变化而作出相应调整，就当下国情而言，辅助性原则在分享经济规制领域的适用符合时宜。有调查显示，当购买产品或服务时，有约87%的消费者将积极评价信息作为一项重要的参考因素。

近两年，知识技能类的分享经济产业正悄然崛起，2016年该领域市场交易额高达610亿元，被称为知识付费元年。事实上，面对分享经济发展引起的负面影响，已有地方政府迅速采取了妥当、创新性的应对措施。

质言之，问题的根源在于企业的消极运营与维护。宪法、组织法明确规定中央国家机关（如全国人大、国务院、最高院等）以及地方国家机关（如地方人大、各级地方政府、各级地方法院等）的各自权限，肯定了地方事权的存在。

例如，由于网约车崛起对传统出租车行业造成巨大冲击，破坏原有交通管理秩序，以及客观上的确存在安全隐患等因素，其在兴起之初遭到了抵制。例如，滴滴、优步等平台将网约车的行车路径公布至APP可以消除司机绕路等不当行为，司机实名信息的认证与公开可以降低犯罪发生的概率，明确公布行程价格可以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另外，对用户实名信息的掌握亦可保障司机的安全

[3] 关于法的明确性与确定性之辩，可进一步阅读陈兴良：《刑法的明确性问题-以刑法第225条第4项为例的分析》，《中国法学》2011年第4期，第114页-124页。此外，对违法行为人主观要素的考虑也常常贯穿于对轻微和及时的界定当中。1.数量 数量通常包括金额、次数等。因涉案注册商标并没有实际使用，祥和泰公司使用涉案侵权标识的行为不会造成市场中相关公众实际混淆和误认，没有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然而，由于三者语义空间较大，对其具体内涵的厘定需借助个案进行。[25]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政判决书》  ([2014]宁行终字第126号 ）。

而免予处罚指的是某一行为满足了行政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属于行政违法行为，本应给予行政处罚，但基于法定事由或者立法的特殊考虑，而放弃追究其法律责任。然而就上述曹国申等诉中山市国土资源局履行行政处罚法定职责一案而言，已经造成危害后果但是在行政机关做出相关行政决定之前就已自行纠正的，由于被破坏的社会秩序业已恢复加之行为人主观恶性较轻，结合《行政处罚法》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对此不予处罚也是说得通的。

判断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关键在于，该后果指向的必须是法律所保护的利益，因此需要将反射利益排除在外。因此，明确不予处罚的要件内涵可以有效的防止行政机关做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的恣意。

[32]因此，行政处罚无疑是具有惩罚性的。（一）违法行为轻微 轻微，从词性上来讲是一个副词，通常用来修饰某一个动词或者名词数量少或者程度浅。[14]如在陈侠与合肥市公安局庐阳分局处罚上诉案中，一审法院认为： 陈侠曾到北京等有关单位去信访，因扰乱单位或公共场所秩序，于2013年1月至8月多次被北京市公安机关训诫和治安拘留。[48] 这里仅指《行政处罚法》27条第2款的不予行政处罚的情形。

故被上诉人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作出对第三人不予行政处罚的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及裁量并无不当。[40] 梁仕成《从轻、减轻或免予处罚必须具备法定条件 ——从该免予处罚,还是从轻处罚一文说开去》，《中国工商报》2012年4月17日。

然而，仔细分析立法目的就会发现，第1条中的目的规定是有顺位的，即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这一目的是先于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目的的，此外，《行政处罚法》第3条第1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应当给与行政处罚的，依照本法由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并由行政机关依照本法规定的程序实施。[1]处罚法定要求行政机关依法作出处罚或不予处罚的决定。

所谓共益原则系指透过法规要求人民对于公共利益有积极贡献的行为，若无此种积极作为，即属于违反法律义务，例如所得税的缴纳。然而，由于法律规定的抽象性，对这三个要件具体内容的确定需要通过具体的个案加以填充和明确。